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
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
事責任能力之有無，應本諸「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
精神狀態定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
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
法第十九條所規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
罪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醫學專家
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或心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
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
判斷，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
採證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尤以酒後是否因而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已有
欠缺或減低，原為一時之精神狀態，非如精神病患之有持續性，自無從如對
一般精神病患得就其精神、心智等狀況為鑑定。是法院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
種主、客觀情形，認事證已明，無再贅行鑑定之必要，而綜合全部卷證，自
為合理推斷，洵非法所不許。再者，未達精神疾病程度之人格違常行為人，
並無認知、辨識能力之障礙，對自我行為之衝動控制能力縱然稍嫌不足，但
仍具有正常之主動性，非必然衍生犯罪行為，而僅屬人格特質表徵之一端，
其既尚未達於影響日常生活之病態程度，自難謂有上開規定所指較諸常人顯
著減低之情事。否則個性暴躁易怒之人，動輒加害他人，反社會性強，卻得
執此為藉口，獲邀減刑寬典，殊違現代刑罰注重社會防禦之規範目的，社會
善良人民將失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