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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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任意性之抗辯與兒少性剝削條例中補強證據之相關認定
2025-09-09
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000號刑事判決要旨
一、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至於被告自白之動機為何，屬其內心之意思，本有多種可能，尚難自外部觀察得知，惟若非出於訊問者之非法取供，係自行坦承犯罪，不論其動機或考量為何，均不影響自白之任意性，果其自白內容確與事實相符，自得採為論罪之證據。原判決關於上訴人警詢及偵訊之自白均有證據能力一節，已敘明：依證人即製作警詢筆錄之員警江之源、趙錦龍、證人即上訴人之父黃0齊之證述，均足證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10日警詢時，確係其主動供出以何方式詐欺告訴人代號AW000-A111549號少年以獲取性影像，且無從證明員警有妨害上訴人選任辯護人之情，復佐以第一審勘驗上訴人警詢錄音光碟，可見員警均有合法告知權利，亦無從認上訴人有遭受任何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方法影響或遭員警誤導始坦承犯行等情。上訴人警詢之自白自具有任意性。另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於第一審並未爭執其偵查自白之任意性，亦未具體指出有何遭受不當取供之情節，且警方既未以任何不正方法取供，自無所謂「在警詢中有受到不正方法之不利狀態，已延伸至其後偵訊時所為自白」可言，上訴人及其辯護人至原審主張其偵訊筆錄不具證據能力，亦非可採等旨甚詳。上訴意旨以：員警於製作筆錄前，早已知悉上訴人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內容，主觀臆測其誘騙告訴人之經過，難認上訴人未受員警不正誘導之影響，而為與其主觀認知迥異之非任意性自白，且上訴人遭搜索、警詢及偵訊均於同一日進行，時間接近，則其於警詢時受壓迫之心理狀態延續至後續偵訊時，偵訊所為自白亦非出於任意性，況其遭搜索、警詢及偵訊時，均有其上級長官陪同，實有可能因職業及當時情狀，僅得迎合員警、檢察官所詢問題，進而做出非任意性之自白，指摘原判決認其於警詢、偵查之自白具有證據能力，作為裁判之基礎，有悖於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之違法等語。顯係置原判決明白說明論斷於不顧，就證據能力之同一事項持不同見解，依憑己意而為爭執，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二、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取捨判斷苟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生判決違背法令之問題。被告之自白，固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所謂補強證據，乃為增強或擔保實質證據證明力，而用以影響實質證據證明力程度之證據，是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須補強證據與證明主要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相互利用，綜合判斷，而能保障實質證據之真實性，並非屬虛構者，即屬充分。原判決依憑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佐以告訴人之指訴、卷附上訴人與告訴人間社群媒體Instagram（下稱IG）對話紀錄擷圖、上訴人IG帳號申登資料、通聯調閱查詢單、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暨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所示上訴人與告訴人聯繫並接收告訴人性影像之手機1支等證據資料，足以補強上訴人上開供述與事實相符，認定其有本件公務員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犯行，並就嗣後其於第一審及原審否認犯行，爭執其警詢及偵訊自白任意性，辯稱其傳送告訴人暱稱「神經刀」之人（下稱「神經刀」）之資料確屬真實，並非詐欺等詞，如何不可採信之理由，詳予論駁。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無不合，無悖乎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並非僅以上訴人警詢、偵訊之自白為唯一依據，亦非僅片面擷取告訴人之指訴為裁判基礎，核無違反證據法則可言。
三、現行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關於證據之調查，以當事人主導為原則，必於當事人主導之調查證據完畢後，認為事實猶未臻明瞭，為發現真實，法院始有對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聯，且客觀上有調查之必要性及可能性之證據，依職權介入，為補充調查之必要。且此調查職權發動與否，事實審法院自有依個案具體情況，斟酌裁量之權。如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法院未為無益之調查，即不能指為有應調查之證據而不予調查之違法。稽之卷證，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提起第二審上訴及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均未聲請調查任何證據，且於原審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均答稱：「無」等語，有刑事上訴狀、準備程序及審判筆錄可稽。原判決綜合案內證據資料，依調查所得，認定上訴人確有本件犯行，業已闡述所憑依據及理由，無不明瞭之處，而以事證明確，未為其他無益之調查，自無調查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