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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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貪污治罪條例之對向犯與補強證據
2021-07-24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81號刑事判決要旨
對向犯因係具有皆成罪之相互對立之兩方，鑒於其各自刑度的差異通常相當大（例如收受賄賂與交付賄賂罪），立法者又設有自首或自白得減免其刑之寬典（例如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偵查機關乃利用此擁有依法談判的籌碼，經常出現捨小抓大，利用犯行較輕微一方之指證，期以破獲另一方之偵查手段。但也因有此誘因，故對向犯之一方所為不利於被告（即對向犯之他方）之陳述，在本質上即已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即使施以預防規則之具結、交互詰問與對質，其真實性之擔保仍有未足，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之同一法理，自仍應認有補強證據以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之必要性。茲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對向犯之一方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其所陳述被告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別一證據」而言。此之「別一證據」，⑴就其質而言，係指如何之證據，得為補強證據，亦即補強證據之適格問題；除「累積證據」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外，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相符、有無重大矛盾或瑕疵、指述是否堅決以及態度肯定與否，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是否有瑕疵之參考，其與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因與所陳述之犯行無涉，自均尚不足作為其所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⑵若從其數量言，則指補強證據充分性之問題；惟不利陳述所指涉之內容如何與補強證據相互印證，使之平衡或袪除具體個案中共犯或對向性正犯之供述可能具有之虛偽性，乃證據評價之問題，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並應受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 拘束。又對向犯一方之共同正犯所為不利於他方正犯之陳述，縱屬內容一致，其不利之陳述仍應有補強證據，殊不能逕以該一方共同正犯之陳述一致，即作為證明渠等陳述他方正犯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
本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㈠：「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係指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被告，因被告不具證人適格性，故無從命其具結，當被告於偵查中所為關於他人犯罪之陳述，就該他人之案件，原則上為無證據能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規定，於其先前（未具結）之陳述，具有相對可信性（與審判中之陳述不符）或絕對可信性（審判中供述不能）之情況保障，及使用證據之必要性時，始得例外賦予其證據能力之謂。簡言之，此等之檢訊筆錄性質上與警詢筆錄無殊，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應依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規定為判斷。原判決關於吳○發、謝○忠、溫○福等人，於檢察官以被告身分訊問所為未經具結而關涉他人案件部分之供述，雖引述本院上開決議文，但卻僅以渠等於偵查中係以被告身分陳述，依法不應具結，認為應有證據能力。對於原不得作為證據之其先前未具結之陳述，究竟如何符合特信性及必要性之要件，而得例外賦予其證據能力，並未論列說明，同有違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