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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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毒品案件被告自白之證據評價
2021-07-23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刑事判決要旨
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又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尋繹其立法趣旨，在於刻意從證據能力與證明力方面，雙管齊下，貶抑被告自白的證據地位，破除其為「證據女王」的迷思，匡正已往司法實務過度重視自白，導致時有所聞的不正取供、違背程序正義辦案現象。由是，被告的自白，祇是認定犯罪事實所需的證據資料之一，並非唯一，即已充足，且縱然另有所謂的補強證據，復不以就犯罪的全部事實，加以補強為必要，但仍應對於構成犯罪的重要或關鍵部分，有所補強，達致不會令人產生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符合同法第154條第2項所為「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規範的嚴格證據法則；自反面而言，倘不能補強達致此規格要求，仍應認控方的舉證不足，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上揭嚴謹證據法則的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自92年大幅修正後，迄今已歷經十餘年，理論上，人民對於法院的信賴程度，應當提升；然而，實際上，依最近民意調查結果，竟然相反。原因可能多端，而先前的司法改革，主要由司法院主事，故祇能在其主管事情範圍內著力；衡諸刑事司法實務運作情形，法院不過是司法工程的下游，位於上游的司法警察、中游的檢察機關，卻都屬行政院轄下，律師業者，則以市場機制作擋箭牌，司法院縱然有心，實在無力。具體而言，司法警察若不能改變其舊有的辦案心態，在蒐證猶未完足情況下，遽行移送檢察機關，而檢察官亦因循往例，照單全收，逕行起訴，法院又不嚴格把關，草率論處，無異縱容，同為法律專家的律師，不能認同，尤其將少數特殊或社會矚目案件，訴諸媒體，再經「名嘴」評論，人民對於包含檢察官和法院的廣義司法，普遍不滿，自屬當然。
其實，供述證據無論是被告或共犯的自白、告訴人或被害人的指述，有無特殊關係的證人證言，經常會受到利害關係或人情壓力及人類記憶能力等等諸多因素影響，翻供或先後說詞齟齬，所在多有。相對而言，非供述證據則具有長期、不變異特性，尤其錄音、錄影等新科技證據，除有遭刻意剪接造假，或機器功能、安裝位置影響外，特具客觀性。第一線的司法警察（官），倘能在「證據資料愈多，愈有助於發現真實」的鐵律外，另外建立「供述證據必須仰賴非供述證據，鞏固其憑信力」的觀念，才能讓檢察官於日後舉證時，不受訾議，而此非供述證據，當然也是越多越好，甚至還包含一般人較少去注重的情況證據。
以販賣毒品罪為例，無論何級毒品，刑度都重，倘若證據不足，遽行使人入罪處刑，如何令人甘服？依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規定具有照料義務的各實施刑事訴訟程序的公務員，捫心自問，能夠心安嗎？此類案件，雖然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自白，及買方的證言，最為直接，於事實認定時，佔有重要份量，但此種供述證據，不論是被告或其共犯的全部或部分自白，也不論是買方或陪同往購者的證言，經常翻供，當須以非供述證據，補強、印證其先前所述的可信性；而此等非供述證據中，早年常有交易的毒品、帳冊、金錢、磅秤、分裝杓鏟、各式包裝袋、聯絡用電話、稀釋物品等扣案，足以間接佐證先前供述較為可採；然而，現今作案手法趨向精緻化，上揭某些物證已難發現，司法警察（官）轉而尋求以通聯紀錄，作為破案線索，卻復囿於犯案模式升級，通聯紀錄也少有已往利用暗語洽購的情形，所顯示者，無非寥寥數語，甚至因雙方有默契、根本不著痕跡。鑑於程序正義的遵守與嚴謹證據法則的堅持，必須付出相對的代價，司法警察（官）遇此證據晦隱不明的情況，當以類似釣魚方式（有別於陷害教唆），誘使入殼，甚或以養案追蹤續查方式，待確實掌握事證，再行收網。即便如此，在逮獲涉案人員之後，仍宜蒐集賣方的前科資料、買方的尿液檢驗報告或其他足資參佐的情況證據（例如同時持用多支手機號碼，所為通聯內容皆甚曖昧，情形一如其他販毒者）等，作為間接證據，以證明賣方曾有販賣毒品的紀錄，此次再犯，為故態復萌；買方確有施用毒品的情形，當係施用向被告所購毒品結果，佐證其等供承犯罪的可信性。反之，在缺乏足夠的間接證據情況下，檢察官所憑作為起訴基礎的被告自白、買方證言等直接、供述證據，在審理中皆遭翻供，甚至受彈劾（例如提出強而有力的不在場證明；從卷證資料中，發現供述證據和非供述證據間，存有齟齬、不相適合情形），而其餘的非供述證據，乃竟只有毫無異狀、不足讓人產生合理懷疑的行動電話通聯簡訊或片段言語一種，當認其以此項通聯資料，作為供述可信的補強證據，力道不夠，不足以使法院形成被告有罪的確信心證，從而當為被告無罪諭知，才能落實前揭修法趣旨，匡正過度重視被告自白，以致忽略尋求其他各種非供述證據，俾確實補強供述證據證明力的辦案態度。
本件檢察官憑以起訴被告涉嫌此部分犯罪的證據，祇有被告在警詢及偵查中之「部分」自白，與證人卓0祚在警詢和偵查中之證述，共計二種供述證據，至於非供述證據，則僅有前揭行動電話通聯譯文，此外，無有其他物證，而上揭之「部分」自白，於警詢筆錄祇有二句：「我沒當場拿毒品給他（按指卓0祚），我是帶他去找人買，我也出錢合資」、「我沒當場拿毒品給他，我是帶他去找朋友買毒品」，關於所謂買賣毒品的時間、地點，卻都是警員相詢的提問，並非被告供述而出；偵查筆錄亦屬相同意旨之陳述，並就檢察官所訊：「所以你是說103/10/22早上八點多聯絡後，在九時三十分跟卓0祚見面，是你幫助他去買海洛因？答以：「對」；卓0祚在警詢時，雖然詳言確有在前揭時、地，向被告購買海洛因，「當場支付」一千元等語；偵查中，仍為相同意旨之證述。似見警方收網過早，檢察官照單全收，無所謂指揮偵查的實際作為可言。然而，其實上訴人於103年10月22日「上午」，似乎有前往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完成報到手續，並立下切結書，表示願於同年、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再次報到，接受採尿，理由似為「女友喝酒、要自殺」（按依卷存電話通聯紀錄，似確有情傷自殘情之情，有該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報告表可徵，上揭報到、面談乙節，並經上訴人之女友邱馨儀證實，且指明時間「大概九點十幾分的時候，就會到」，果若無訛，當屬彈劾上訴人被訴於「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在「同市」北區中華路、精武路口進行毒品交易的不在場證明。
又關鍵證人卓0祚在審理中，就所交易的物品，再三強調並非毒品海洛因，而是「安眠藥FM2 」，顯然翻異，卻無任何毒品相關證據資料（包含物證或情況證據），足以判斷先後所供，何者可採。唯一的非供述證據，即為上揭簡訊，內容祇有綽號和行動電話門號而已，別無其他隻字片語，似乎難認具有異狀，足以令人產生合理懷疑是在進行毒品交易，則是否可以憑為前揭「部分」自白及「全部」證言可信的佐證，猶宜慎酌；何況就其餘通聯紀錄以觀，自上揭「上午」「08：24：59」簡訊通聯以後，未見有二人相約會面的通聯，迨至同日「下午」「05：04：34」，才有上訴人和其等所謂的毒品上游0詠毅通聯情形，有監聽上訴人的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在案可稽，亦與其等所為「於同日上午簡訊通聯後，不久就透過上訴人向0詠毅購取毒品、完成交易」的供述，不相適合。凡此疑點，在在顯示無論警方或檢察官，都不顧面臨系爭通聯簡訊，僅能證明雙方通聯，卻不足以證明和毒品有關的窘境，未改變已往高度重視被告自白的辦案態度，並忽略供述證據易翻的常情，而審理事實的歷審法院，既未仔細勾稽詳查釐清，遽依檢察官所請，論處上訴人以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刑，於經驗、論理法則的運用，是否完全符合嚴謹證據法則要求，自非無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