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刑事判決要旨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圖利罪，除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
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
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
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外，尚須該公務員圖利之對象因而獲得利益，始克
成立。且其行為與所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之不法利益間，以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
要。若其行為與所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之不法利益間，並無相當之因果關係，自不
能以行為人一有違背法令之行為，即科以上開圖利罪責。而上開所謂「利益」，
依立法理由說明，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本人或第三人）之財產，增加經濟價
值之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不論有形或無形、消極或積極者均屬之；又
一般合法之政府採購案，得標廠商於扣除材料成本、管銷費用及稅捐後，通常固
會有合理之利潤，然如勾結公務員違背正當招標程序或法令規定，使其原來無法
取得之標案順利得標，則上揭所指合理利潤，仍屬得標廠商本不應取得，而違法
取得之「不法利益」。
有罪之判決書，須將認定之犯罪事實詳記於事實欄，然後於理由內，逐一說明其
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使事實與理由兩相一致，方為合法。倘事實已有記載
，而理由未予說明，或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不相一致，或事實或理由欄內之記
載，前後齟齬，不相適合，按諸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四款規定，均為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按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被
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
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
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
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
問之信用性保障，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
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難以遽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有間。易言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
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
，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
七八號判例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
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
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
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
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
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
，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
條之三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
要，方符立法本旨，此為本院所採之最新見解。